笮融，東漢末豪強，丹陽人。初聚眾數(shù)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并任下邳相，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曹操征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而去，過殺彭城相薛福。興平二年，與盟主劉繇同為孫策所破，奔豫章，殺太守朱皓，得罪劉繇，為繇所破，敗走入山，為民所殺。
笮融作為一個土匪軍閥，心甘情愿的把他收刮聚斂的巨資，耗費在了引人向善的佛事之中，可謂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從佛教傳入中國的發(fā)展軌跡來說，卻又在情理之中。漢明帝時，佛教西入中原，東漢初年，受封于徐州一帶的楚王英崇奉佛教，并使徐州一帶成為早期佛教的傳播中心之一，后來楚王英因有人告發(fā)他謀反而被充軍丹陽涇縣后，帶著他供養(yǎng)的佛徒一同隨往，從而使佛教傳播到了中國的東部丹陽。
到漢末時，佛教逐漸由官宦上層擴大到普通百姓中，尤其是在天下動蕩之際，佛教的發(fā)展更為迅速，作為地方軍閥的笮融要立足徐州，就需要主動的接受了地方風俗，得到地方的支持，以維持自身的軍閥統(tǒng)治和得到物質經(jīng)濟來源。笮融在佛事上的突出，或許更是由于他家鄉(xiāng)丹陽也是佛教傳播地之一，作為下層人民出身的笮融，早期經(jīng)歷或多或少接觸過佛教不少教義和主張，對一個性格詭詐殘暴、佛教的某些初級教義使其得到某種震撼，從而在佛事上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笮融信佛不可否認，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增強自身的實力和擴大他的割據(jù)勢力，這從其脫離陶謙，投奔薛禮的時候，能夠發(fā)動男女數(shù)萬人跟其而行可見一斑，雖有曹操在徐州屠城惡劣影響所致，同時也跟笮融在徐州地區(qū)長期推廣佛教，廣布善舉，加以免除徭役的優(yōu)惠，從而吸引了大量流民跟從，與劉備棄新野奔江夏時十分相似。在其掠奪廣陵后，由地方軍閥，變成了流民集團，在其后的軍閥兼并戰(zhàn)爭消耗瓦解。這其中當然包括了大量的佛教信徒，而且，歷代對笮融在信佛方面頗有微詞，有的甚至加以貶斥。當時的《正誣論》就列舉了笮融所犯的佛教殺、欺、盜、酒四大戒條，并由此證明笮融不僅不是個仁慈的佛教信徒，而且還是個少信寡義的邪惡之徒。在后人編撰的佛教發(fā)展史都未把笮融列入其中。并常常與何充、姚興等佞佛者相提而并論。清人王夫之也指出笮融之敗在于不遵佛教道義，倘若，笮融真正信佛佛教的話，也不至于身敗名裂。
笮融佞佛之說，雖不無道理，但仔細玩味下，頗有些不是滋味。佛教初入中原時對華夏本土文化并無多少“文化優(yōu)勢”可言。漢初流行的黃老之學盛行，后又與神仙方術混同，在儒術獨尊之后，鬼神方術亦甚囂塵上。面對此種現(xiàn)象，佛教初入之時，不得不改變其本來之面目，依附于道術以推行其自身。融合吸收了傳統(tǒng)宗教迷信思想的佛教輪回轉生說在當時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無論是明帝迎佛，還是楚王事佛，他們把佛教仍然視為黃老神仙方術之一。而笮融事佛，則真正的開始把佛教與黃老祠祀剝離開來，但是在佛教經(jīng)典教義尚未翻譯推廣，佛教的清規(guī)戒律也尚為制訂完善的背景下，無形中仍然擺脫不了道術的某些陳規(guī)陋習，而后人對笮融的評價卻往往基于笮融個人的品性，再從后世佛教慈訓教義上入手，推證笮融乃是假事佛者，或者對其事跡的厭惡而抹殺笮融佛教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功績，笮融佞佛之說也就在后世甚囂塵上。佛家的因果倒是被某些人充分倒用了。
笮融的行徑離佛家所言的仁慈信徒相去甚遠，并且其主觀出發(fā)點也未必光明正大，但就其事佛所造成的客觀影響來說。在后漢時期，笮融在推廣宣傳佛教教義，擴大了佛教的影響，及推動佛教向魏晉南北時期經(jīng)典完備型發(fā)展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在客觀上不能抹殺其應得的歷史地位，在其崇佛佞佛說上，也應該客觀看待其人其事。另外，順帶提一句，笮融的宅地也是蘇州歷史上最早的私家園林，自此風靡后代，也可謂是一段風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