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漳、蠻、漢。
這條貫通南北的航道帶來的好處遠不止這幾萬貫的過閘費，對沿途經(jīng)濟的拉動、縮短西南地區(qū)與中原的心理距離，才是更深遠和廣泛的影響。
而鑰守大溪堰的大溪城是荊楚蜀地商船北上、中原貨物南來的必經(jīng)之地，也是留宿和轉(zhuǎn)運的最佳選擇，隨之而來的自然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和無窮無盡的商機，這才是劉琦眼下最大和最直接的收益所在。
說到大溪城的收益，主要來自三大項：地產(chǎn)、工坊和商稅。
先說地產(chǎn)，這還得回溯到去年秋天建城時。
當時諸葛亮本欲趁著江陵推行收田歸公、門閥大族們被逼用田產(chǎn)換購商鋪之際，將大溪城中所有商鋪全部換成上好良田，卻不料被劉琦斷然否決，要求將當時還在規(guī)劃中的大溪渠兩岸街面店鋪全都雪藏下來、不對外出售。
當諸葛亮大惑不解前來求教時，劉琦則笑而答道：“既有梧桐木，何愁凰不至。待水道貫通后，大溪城搖身一變，將成為南北水陸交通樞紐所在，屆時商賈販卒必川流不息，這大溪渠兩岸也將隨之價值倍增，無論是出租或自用，都將是日進斗金的搖錢樹??！”
說到對地產(chǎn)業(yè)的熟悉，這個時代誰還能比得過劉琦，不過以諸葛亮自聰慧，雖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也大概聽懂了其中蘊含的道理，也就依劉琦之言而為，藏下規(guī)劃中大溪渠沿岸的商鋪不予置換、留做自用。
如今時過境遷，這些商鋪所在已成了大溪城內(nèi)人流最為密集的區(qū)域，眾多外地商賈紛至沓來、爭相求購，當初只能置換十貫錢田產(chǎn)的鋪面，如今市價已高達百貫乃至千貫，短短半年時間，價格竟翻了數(shù)十倍，果然房地產(chǎn)才是穩(wěn)賺不賠的暴利行業(yè)。
這么高的價格，連孔明都有些把持不住，想著要賣掉變現(xiàn)，然而卻被劉琦斷然否決，要求只租不賣，租約每年一簽，隨市價漲跌?？酌餮月犛嫃?，按此行事，每年坐收萬貫租金不說，日后隨著大溪城的繁榮度持續(xù)提升，這里的租金也是水漲船高，其中偶有流入市場的皆被炒到天價，一鋪傳十代、代代享富貴的口號更是深入人心。
只是有江湖傳言這句口號乃出自少將軍劉琦府上，后者既不承認，也未否認......
除了地產(chǎn)，第二項收益來源就是工坊。
大溪城內(nèi)最大的工坊有四座，其中匠作令下轄的有冶金工坊、軍械工坊和雷火工坊，另外就是如蘭夫人親自負責的楚錦工坊。而在這些工坊里，又有細分的配套和延伸類作坊，就譬如軍械工坊里設有專門生產(chǎn)車轱轆和馬轡頭的車馬坊，以及生產(chǎn)鋤頭、木犁、連枷的農(nóng)具坊等。
軍械工坊尚且如此，本來就是出于商業(yè)目的而設立的楚錦工坊里更是門類齊全。除了生產(chǎn)錦布外，還會出產(chǎn)普通的麻布、絲帛，以及專門制作成衣的霓裳坊。
這些帶有民用屬性的作坊也在城中設有鋪面，就開在大溪渠邊自留的最繁華地段處，除了為官府采購和軍需服務外，還供給本地市民以及南來北往旅人和客商。
因為可靠的匠人和跨時代的技藝，工坊出品的貨物都是品質(zhì)上乘、物美價廉，在市場上極有競爭力，銷售額與日俱增，很快就成為了大溪城的又一大經(jīng)濟支柱，而其中尤其出彩的便是楚錦工坊下轄的霓裳坊。
霓裳坊出產(chǎn)男女老幼的衣裳褲襪鞋帽，依材質(zhì)從錦緞到絲麻應有盡有，檔次更是分門別類。其與其他傳統(tǒng)的成衣作坊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款式，原因當然來自于劉琦帶來的理念：設計比材質(zhì)更能讓人敞開腰包。
同樣材質(zhì)的成衣，霓裳坊的每一件衣裳、每一條繡裙都更講究設計的新穎和穿著的舒適，而且極為注重推陳出新，每個季度都會推出多種新款，大受各個階層消費者尤其是女性消費者的歡迎，每過幾天都有去霓裳坊的鋪子去逛逛的沖動。
不到一年時間，大溪城霓裳坊成衣的名聲便已沿著航道傳遍南北，到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地步，竟與本身花了更大力氣研發(fā)出來的楚錦不分伯仲，彼時但凡行旅之人途經(jīng)大溪城，只要經(jīng)濟條件允許，多少得帶匹楚錦，買兩件繡裙，好回去討家里人歡心，而大量的銀錢也隨之進到了霓裳坊的庫房里，讓背后的大老板劉琦賺得盆滿缽滿。
除了地產(chǎn)與工坊外，與城市的繁榮關系最密切的收益來源自然還得是商稅。
依漢制，法定商稅包括關稅和市稅兩大項。
關稅顧名思義，乃是貨物經(jīng)過關隘之時所收稅錢。
而市稅的征收來源則極為繁雜，主要對店鋪所收開門費、對進入市場人員所收人頭錢等，其中大頭則是根據(jù)商品交易額所征收的市估。
彼時天下大亂，地方軍閥為拓展財源，往往定稅頗高，就比如關稅這塊，荊州各郡皆有自定，收取百分之三到五不等，而北地因連年征戰(zhàn)、急需錢糧，曹操、袁紹所部州郡竟到了每過一關收取十分之一的地步。所以貨物從南到北一路走去，最后所交稅款可能要等同甚至倍數(shù)于貨物本身價格。
至于市稅那更是混亂不堪、無法可依，全憑地方官張口就來，毫無定數(shù)，稅率之高往往令人發(fā)指，更有貪官污吏從中揩油，但凡商隊進了城，如若沒有過硬的關系，十之八九都得被剝皮抽筋勒索干凈才有得離開。
普遍存在的橫征暴斂逼得許多商人往往只能選擇走一些偏僻小道以繞過關隘，在四處無人的山林江河里交接大宗貨物，而這雖然躲過了苛政重稅，卻又成了山賊水匪眼中的大肥肉。丟了貨物事小，稍有違逆連人頭亦不保。故彼時但凡從商出門，便是日日有險、步步驚心，腦袋掛在褲腰帶上討生活。
諸葛亮奏報至此，話音一轉(zhuǎn)，卻又謂道：“如今大溪城雖然政令清明、稅收規(guī)范、水路暢通，但商貿(mào)之豐仍未達到預期，而周邊各郡重稅之拖累便是其因也，此事還需主上統(tǒng)籌各郡，整體改革，方能讓我荊州商業(yè)之格局再上臺階，為我軍帶來滾滾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