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乾坤骨董集—日本陶瓷的款識
日本瓷器的發(fā)展自應永年到昭和共經歷了500多年的歷史，燒瓷行業(yè)在不斷地發(fā)展，技術也在不斷地進步；日本瓷器圖案和畫面顏色比較明快，多大紅大綠、黑白相間，同時日本的茶杯、酒杯、碗、碟子等食用器邊沿多有金色釉。
日本瓷器的釉色有青釉、白釉、大紅釉、藍釉、金色釉、珊瑚釉等，釉料在加工的過程中比較純凈，釉面和胎體結合得比較緊密，施釉薄而均勻，有光亮感，胎質堅硬細密。日本陶瓷的款識是在接受中國陶瓷文化的后期同步發(fā)展起來的。所以，許多方面保留著中國陶瓷文化的形態(tài)，甚至有原封不動的照搬之處，尤其在款識內容上更是充分地反映著中國文化的風采。
后來，在聰慧勤勞的日本陶藝家和陶工們的藝術實踐及生產實踐中，也有許多方面逐漸形成了他們自己的風格，這正是值得我們一述的地方。
日本與中國沿海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交往頻繁。早在戰(zhàn)國時期，日本列島上的人就已與位于今中國東北部的古燕國有往來.秦滅燕時，有一些漢人逃亡朝鮮，進一步去日本；隨后，日本與中國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國的漢字、儒學，中國的書畫、佛教，中國的學制、典章制度等，都對日本產生了全面的影響。中國的瓷器文化和工藝也同樣深刻的影響著日本的生活和發(fā)展。越窯瓷器原產地的浙江與日本的關系也很密切，史實證明中國與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紀就已開通。越窯青瓷輸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這時輸入日本的瓷器品種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
七世紀末，唐三彩開始傳到日本，是由當時的遣唐使船只帶去的?，F(xiàn)在日本已有十個地方發(fā)現(xiàn)了這些出土品，特別是在奈良的大安寺，一下子出土了三十幾件唐三彩。唐三彩的傳入，對日本的制陶工藝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促進。在三彩的技術體系之下日本在燒制時帶有與漢族不同的特色。在形態(tài)上，它基本上沒有神像人俑或馬和駱駝等的造型，而是多為日常的容器，或是摹仿銅合金佛用器具燒制成的壺、瓶、缽、盤、碗等。在釉色上，它也不像唐三彩那樣顯得五彩斑斕、華麗多姿，而是更多地敷施了綠釉，整個陶器多以綠釉為基調，顯得比較素樸，甚至帶些稚氣，日本人一直對綠色情有獨鐘，這與日本民族愛好自然有關。三彩陶器藏品最豐富的是集中在奈良正倉院的57件作品，被稱之為正倉院三彩，又稱為奈良三彩。三彩陶器的出土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寺院、宮殿、官衙等處的遺跡，近年來也逐漸有從村落的遺跡中出土的，但總體來說，三彩陶器主要是用于國家和貴族等舉行祭祀、佛教儀式的場合，壺等器具被用來盛放火葬后的遺骨，與一般民眾的生活還是有些距離。
九世紀進入平安時代后，又從當時的大唐傳來了白瓷和越州窯的青瓷，種類多為日常用的碗、盤等餐具。自此，日本的陶制餐具從原先模擬金屬品的須惠器、三彩陶器，開始轉向模仿中國青瓷制的餐具樣式了。
但當時日本人無法燒制出與青瓷媲美的瓷器，他們只是在原來三彩技術的基礎上，又吸取中國的灰釉技法，燒制出了灰釉陶器。這些灰釉陶器與越州青瓷相比，畢竟要顯得粗糲得多。不過越州青瓷的傳入大大拓開了日本人陶器形態(tài)的種類。
真正燒制陶器是在鐮倉時代，瀨戶一個叫藤四郎景正的人從中國引入了技術，制造水壺、香爐、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時代，除了瀨戶以外，信樂、?；?、丹波、備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稱作日本的六大古窯。再后來1616年，朝鮮的李參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燒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開始了。接著有各種燒器產生，其中伊萬里瓷器在歐洲也享有盛譽。
在歷史上，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制瓷業(yè)也不例外，有些造型與中國瓷器相仿相近，但也有明顯的日本民族風格。日本的瓷瓶類主要包括米酒瓶、棱口獸耳瓶、梅瓶、燈籠瓶、花瓶、人物花瓶背壺式扁瓶、葫蘆瓶。米酒瓶腹大、口小、頸短，瓶身畫有樹枝，枝上有兩把與草相似的線條下垂，這種瓶型和紋飾都帶有明顯的日本風格。棱口獸耳瓶的獸耳銜環(huán)是橢圓形的，而中國的獸耳銜環(huán)是圓形的。日本的人物花瓶在中國稱魚簍尊或罐。日本講究茶道，因此日本的茶壺自然有自己的特色，日本茶壺包括葡萄酒壺、京都茶壺、咖啡壺端把壺、桶子壺和提梁壺等造型。日本罐的造型與中國罐區(qū)別不大，但畫法與中國不同，比較有特點的是日本罐兩側有系，大口圓蓋，施滿彩；日本水罐造型多為桶形；日本的茶葉罐有的罐體上心形開光，罐蓋頂部也有六角形開光圖案。日本的大缸與中國有很多不同，日本缸的口部有平沿的、圓沿的，內壁往里摳，呈逗號形，不僅用來當容器，還用來做取暖器。日本的隔盒有圓形的、方形的，有三層的，也有多層的，在造型上與中國有所不同，中國的隔盒小，日本的隔盒大，在盒與盒的連接處，日本的隔盒是外口的，中國的隔盒是里口的，兩者正好相反。
日本是一個以生產陶器為主打產品的國度，其生產瓷器的歷史僅僅有400多年的時間，大大晚于世界上瓷器的母國—中國。但是，日本陶瓷行業(yè)日用細瓷的產品設計與技術工藝卻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日本的日用細瓷產品仍占據(jù)了美國近一半的高檔瓷器市場，令人刮目相看。日本日用細瓷的生產技術水平很高，包括瓷器的實物質量（包括使用強度、耐劃傷性、熱穩(wěn)定性等）、白度、產品規(guī)整度，以及在控制釉面鉛、鎘溶出率方面，各項技術指標均領先于國際水平。尤其在日用瓷器產品的器型、畫面設計，釉色裝飾以及產品配套和包裝裝潢方面，儼然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風格與特色。日本的名牌公司曾經為英國的王室設計生產出專供皇家使用的超大配套的飲食餐茶具產品。
日本人不僅十分喜歡瓷器藝術，也非常講究日用瓷器的實際使用場合與欣賞方法。因此，在一般的日本人家庭中，通常都要有四、五套以上的成套日用瓷器餐具。他們往往根據(jù)一年中春、夏、秋、冬的四季變化，使用不同風格的瓷器制品，盛放適應不同季節(jié)的食物飯菜。日本消費者在選購瓷器產品時，比較注重有紀念意義與有特色的產品，如注重名牌與名人的作品。在產品的造型方面喜歡追求新穎與變化；在裝飾圖案方面則喜歡山水、花卉、花鳥等紋樣；在產品的色彩上則多喜歡選擇紅、藍、綠等色調，以及金、銀彩裝飾。近年來，日本年輕人顯示出追求消費質量的趨向，比如，年輕人在朋友結婚時，通常選購一些制作精美，器形、紋樣、裝潢美觀的高檔日用瓷器，作為貴重禮品饋贈摯友。作為東道主也會選擇價值在其一半的瓷器，用做返還回贈。因此，對高檔瓷器的需求不斷高漲。為滿足市場的需求，日本的瓷器生產廠商每年都要推出一系列的新產品，不斷追求日用瓷器藝術化，因此產品式樣新、品種多、裝飾美、小配套以及注重在包裝裝潢上下工夫，成為日本瓷器廠商遵循的經營方針。
款識，是中國的稱謂，日本稱銘款。
款識的來源始于青銅器上的銘文，按中國明代方以智撰寫的訓詁書《通雅》中引證，款為陰文，即凹字，識，在這里讀作zhi，與志同音，表示陽文即凸字。就器物內外銘文而言，外為款，內為識。又記載說，花紋為款，篆刻為識，通稱款識。
實上的應用，款與識的本意或界線已經很淡漠子，無論對青銅器、印章、陶瓷上的陰文或陽文，都以款識相稱了。
而且在中國書畫上的署名和題款，也稱作了款識。這就更無所謂款與識的區(qū)別了，
同時的陰文與陽文和款與識的對應概念也逐漸少為人知了，從日本陶瓷款識的發(fā)展脈絡及其特點來看，可以將這些款識分為兩個階段，或說是兩個部分。
一部分日本稱作窯印，大致產生于16世紀中葉的空町時代，另一部分，興于江戶初期即款識，實際窯印的含義也包括在內。
所謂窯印，我們以備前燒為例，是指窯具和器物上刻劃的標記。這是由于登窯大窯的產生，為了區(qū)別各家陶器和使用的窯具，而順便作的記號。
鑒于款識的本質概念，是物屬誰有的問題。因此說，這些窯印雖然極少與陶工們的名字有關，也應屬于款識的范疇之內，或稱早期的款識。
窯印中包括由橫、豎、斜、弧等線條組成的圖案或是符號，偶而亦見漢字和日文字母，還有一些是數(shù)目字。其中的漢字和平假名恐怕與他們各自的家族、姓名、居地有關。
據(jù)日本陶瓷資料記載，備前燒中有一圓圈內的“吉”字窯印，物主是吉右衛(wèi)門(永祿年間15581569燒制)。同一形式的“大”字，物
主為大饗吉藏。這個“吉”字和“大”字，顯然是他們各自姓名的縮寫或是代稱了。
當然，窯印中的文字和數(shù)字，不一定都與其姓名有關，也許同物主的生活、生產等因素有聯(lián)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饒有興趣的是，這些被稱作窯印的符號，有些竟延續(xù)到了江戶中期還有它們的痕跡。可見，一些窯的款識仍停留在最原始的狹義概念上，即只作為歸屬的代號，幾乎看不出同某一文化的內容相關，更談不上與藝術有緣了。
第二個部分，也是日本陶瓷款識的主體部分，前面已談到，是興盛于江戶初期到中期，至于產生于何時，據(jù)日本槽崎彰一和森田稔兩位專家掌握的資料，早在9世紀初就出現(xiàn)了紀年的款識，是在正倉院收藏的一件須惠器上，墨書著“弘仁二年九月十八日定八斤七兩小”，弘仁二年即811年。
由此得知，日本最早的款識起碼始于這個時期。然而形成規(guī)模和風格，還是從江戶中期談起，整個江戶時代到明治，款識作為陶瓷發(fā)展的一個組成部分，盡管方圓甚小，確也起到了難得的作用，如具有紀年款的陶瓷，可助斷代，具有名款的有利掌握某一陶家、陶工的簡歷，具有窯名款的又可一目了然地知道產地產家。
總之日本瓷器款識是后世鑒定陶瓷的可據(jù)資料，是研究日本古陶瓷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