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在當了近半年的皇帝后總結(jié)出了一條經(jīng)驗。
皇帝是不能把自己面前每一個人的情感表達當真的。
皇帝雖然喜怒不形于色，但皇帝面前的每個人都習慣于站在皇帝的立場上揣測皇帝的心意，樂于搶在皇帝前頭替皇帝表達情緒。
所以每當朱翊鈞出現(xiàn)的時候，在場每一個人的情感表達都格外豐沛。
這一現(xiàn)象在皇帝生氣或應該生氣的時候最為明顯。
朱翊鈞發(fā)現(xiàn)，每當自己一不高興，甚至都不用不高興，即便只是有一點不自在的時候，周圍的人都能立刻心領(lǐng)神會，然后迅速調(diào)整情緒，力圖表現(xiàn)得比自己還要生氣。
搶在皇上前頭替皇上生氣，把皇上不方便出口的話搶著說出來，這是做臣子和奴婢的本分。
朱翊鈞既然是皇帝，當然沒辦法去讓臣子和奴婢不要踐行自己的本分。
但朱翊鈞在總結(jié)出這條經(jīng)驗后，卻也再不把臣子和奴婢的本分當真。
他知道臣子和奴婢雖然是真心實意地替他生氣，但他們在生氣的時候并不投入，是一種十分有分寸感的生氣。
就像朱翊镠此刻又瞪眼睛又抖喉結(jié)，但朱翊鈞知道他不是真為了“洋人的選舉”而生氣。
他只是單純覺得“皇上一定會為了洋人的選舉而生氣”，為了踐行自己的臣子本分，他才表現(xiàn)得如此義憤填膺。
其實若是就事論事，晚明的葡萄牙人在澳門自治中采用選舉制度并沒有甚么可令朱翊鈞生氣的。
實際上萬歷十六年的葡萄牙仍然是一個君主制國家，且在萬歷九年的時候，葡萄牙由于失去了它的合法王位繼承人而被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侵占。
來自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以繼承戰(zhàn)爭戰(zhàn)勝者的身份被擁立為葡萄牙國王。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就此達成了一個“伊比利亞聯(lián)盟”。
同后世兩國之間占領(lǐng)與被占領(lǐng)的關(guān)系不同，萬歷時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應該被歸類為一個共主聯(lián)邦政體。
這也就是為甚么晚明的史料中把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夷人統(tǒng)稱為“佛郎機人”。
根據(jù)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之間的聯(lián)盟協(xié)定，腓力二世成為葡萄牙國王之后，葡萄牙人仍保持了與印度及其他所有合并了的葡萄牙領(lǐng)地的獨占貿(mào)易，并得以與西班牙、秘魯和呂宋馬尼拉自由往來。
這其中也包括了澳門葡萄牙海商在廣州的貿(mào)易壟斷權(quán)。
可以推測，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肯定是非常反感葡萄牙與西班牙合并的。
因為如果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被降到一般西班牙臣民的地位，澳門港就一定會向西班牙人開放，那么葡萄牙人對華貿(mào)易的壟斷勢必將立即告終，其損失將無法彌補。
所以當時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盡管在名義上承認腓力二世是他們的國王，但實際上澳門的葡萄牙社區(qū)是竭力想擺脫腓力二世的行政控制的。
因此在萬歷時期的澳門葡萄牙社區(qū)，就產(chǎn)生了一個“一人一票”的偽民主自治制度。
當時澳門的自治組織是以公選為基礎(chǔ)的。
每一個在澳門出生且具有法律資格的自由市民都有選舉權(quán)，來自其他葡屬領(lǐng)地的自由民，只要在澳門結(jié)婚或者定居，也將獲得選舉權(quán)。
自嘉靖四十一年選出澳門行政首領(lǐng)之后，萬歷八年又增設(shè)了一名葡人大法官來執(zhí)掌治安。
到了萬歷九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式合并之后，澳門的葡萄牙人選舉出了由行政長官、判事官、日本貿(mào)易艦隊司令和市民代表組成的行政議會。
萬歷十一年又選舉產(chǎn)生了兩名法官、三名高級市政官、一名檢察官和一名財政官，這些選舉產(chǎn)生的官員組成了澳門的市政委員會。
爾后，明廷為了‘以夷制夷’，在澳門也委任“夷目”對廣東地方政府負責，這一職務一般由澳門葡萄牙市政議會民政官擔任，同樣也是由澳門市民選舉產(chǎn)生。
對明廷本身而言，葡萄牙人在澳門的選舉自治制度無疑是利大于弊的。
因為在澳門的葡萄牙社區(qū)產(chǎn)生公選自治組織之前，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是受駐印度果阿的葡印總督和負責中國、日本貿(mào)易的葡萄牙貿(mào)易船隊司令官管轄的。
雖然這種管轄的實際執(zhí)行情況不大理想，但從法理上來說，葡印總督是葡萄牙國王親自授權(quán)的海外代理人，除了司法權(quán)以外，和葡萄牙國王具有同等行政資格。
而在澳門建立起自治組織之后，澳門葡萄牙人脫離腓力二世管制的愿望變得越發(fā)強烈。
歷史上也的確如此，在萬歷二十三年時，基于澳門市政委員會的請愿，腓力二世正式批準澳門葡萄牙人享有全部自治權(quán)，使澳門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聯(lián)邦之外，另外取得了自治城市的地位。
所以從利益角度來說，朱翊鈞雖然皇帝，但也并不十分反對澳門葡萄牙人實行選舉自治。
明廷在萬歷時期對澳門的控制還是相當強有力的，無論是司法還是稅收，都沒有因為葡萄牙人的自治而吃虧。
相反，就是因為明廷和廣東當?shù)卣试S了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自治，使得澳門葡萄牙人在利益上和明朝政府達成了一致，甚至因此成為了明亡前除了朝鮮以外的最忠實的擁護者。
所以朱翊鈞并不生氣，只是輕描淡寫地道，
“要不讓洋人選舉，他們就不交稅金和地租，那樣更劃不來?！?p> 李太后放下手中的零食，拿過側(cè)旁的一方湖色熟羅手帕，輕輕地擦著手道，
“所以啊，你四弟有這些顧慮也是對的，倘或海貿(mào)的生意歸了朝廷，那些在濠鏡的洋人肯定不滿。”
“他們要一不滿，無論是直接在濠鏡生亂，還是跑到廣州去煽動那些靠海貿(mào)為生的百姓造反，對朝廷都是有弊無利。”
“皇上還年輕，我卻是年紀大了，聽見這話就多啰嗦兩句，皇上別嫌我嘮叨就好?！?p> 朱翊鈞心想，李太后對朱翊镠的偏愛已經(jīng)不能算是人盡皆知，而應該算是有口皆碑了。
如果這回自己不是派朱翊镠去辦這差事，按照李太后的性子，她絕對是一個字都不會多說的。
“怎么會？”
朱翊鈞淡笑道，
“近些年老娘娘少問政事，今日好容易為四弟開一回口，朕若是拂了老娘娘的好意，那便是不孝了。”
李太后重新戴上護甲，
“皇上若不嫌煩，那我就再說兩句，使民以時是一回事，與民爭利是另一回事?！?p> “將海貿(mào)之利讓給洋人并不是一件壞事，就瞧那些出海來中國的洋人，來了沒幾年，就平白無故地張羅起甚么‘選舉’、‘自治’來了?！?p> “要再過兩代，說不定連他們自己國家的皇帝都不認了！”
李太后不愧是跟著從前的小皇帝聽過政的女人，一語就道破了封建帝王最為恐懼的要害之處。
好在朱翊鈞是個現(xiàn)代人，在親眼見證過近代西方的殖民擴張之后，他并不會輕易被手中的帝王之權(quán)所蠱惑，
“老娘娘言重了?！?p> 朱翊鈞淡笑道，
“倘或百姓心里向著國家，他們自己選出來的官，又哪里不會向著國家呢？”
李太后道，
“官若是百姓選出來的，他們就只會聽百姓擺布，哪里會將皇帝放在眼里？”
朱翊鈞道，
“國家并不等同于君王?！?p> 李太后搖搖頭，道，
“皇上，國與君自古就互為一體，因此隋唐才開科舉，才有‘天子門生’?！?p> “官員們只有效忠于皇上，才會一心為國家考慮?！?p> 朱翊鈞道，
“朕想掌海貿(mào)，就是在為國家考慮。”
李太后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上若想掌海貿(mào)，要么學太祖皇帝，下旨‘片板不得下海’，要么學先帝，只讓廣東、福建開埠，其余一律視為違禁。”
“但倘或皇上既想掌海貿(mào)，又不愿斷了百姓的生路，那就是在變相地鼓勵百姓出海。”
“一旦民間出海成風，百姓必不會再滿足于耕稼力田，再者這海外之地，不受我中國所控?！?p> “萬一這出海的百姓也跟那濠鏡的佛郎機人一樣，在海外張羅起‘自治’、‘選舉’，不愿再受中國管轄，那可怎么辦呢？”
朱翊鈞笑道，
“這老娘娘且放心，我中國地大物博，洋人都要來咱們這兒才能買到好東西?！?p> “這出海的人本身就是為了賺錢，那佛郎機人搞選舉，歸根到底也是為了賺錢，哪里有出海的人為了選舉，反倒跟賺錢的地方絕交的道理呢？”
李太后道，
“那這些人要為了賺錢，把閩浙粵三省鼓動得和濠鏡的佛郎機人一樣，也開始要求自治和選舉，皇上又該怎么辦呢？”
“再說，現(xiàn)在江南漕運的負擔本來就重，福建多山少地且不說它，浙江和兩廣的稅收卻是重中之重?！?p> “一旦朝廷鼓勵出海，民間必會紛紛響應，轉(zhuǎn)而放棄田土耕種，同商人和洋人沆瀣一氣。”
“要沒了農(nóng)稅，朝廷光靠商稅和關(guān)稅能經(jīng)營得下去嗎？那遼東九邊、西南漠北，不都是花錢的地方？”
“要能經(jīng)營得下去倒也罷了，萬一這一出海，閩浙粵三省的百姓受了洋人挑唆，到頭來連商稅和關(guān)稅都不肯交，直接學洋人開始要求在閩浙粵自己選官了，那祖宗的基業(yè)不就毀于一旦了嗎？”
朱翊鈞張了張口，不知道為甚么，忽然就有些心虛，
“……老娘娘說得也太夸張了罷?！?p> 李太后道，
“太祖皇帝當年就是從南方起的兵，蒙古人南征北戰(zhàn)，九洲在內(nèi)，甚么類型的國家他們沒掌管過？”
“結(jié)果到了中國這兒，東南一出問題，他們不是照樣被太祖皇帝趕回草原了嗎？”
李太后顯然是有備而來，這一通話下來，把朱翊鈞這個意圖改革的現(xiàn)代人都說得猶豫起來。
如果按照近代西方國家崛起過程中殖民擴張的模式，就必須以皇室為首，在大開海禁的同時實行重商主義政策，發(fā)動民間力量去占領(lǐng)各國海路，發(fā)展海外殖民市場。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xiàn)如同晚明澳門葡萄牙人那般，為了商業(yè)利益而擺脫原有君主國家的控制，實行自治選舉的情況。
倘或這種情況蔓延到中國本土——從晚清的歷史教訓來看有相當大的可能蔓延到本土——那勢必會對明廷的集權(quán)統(tǒng)治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李太后又嘆道，
“倘或為了海貿(mào)之利毀了祖宗留下的江山，皇上，我往后到了地下，可是沒臉去見祖宗的！”
李太后一面說著，一面就拿過那方熟羅帕子，作勢拭起淚來。
李太后這一動，朱翊镠立刻就坐不住了，
“老娘娘怎么好端端地就說起這不吉利的話來了？”
朱翊镠傾身去勸，
“早知道老娘娘會這樣，臣方才就不提洋人選舉那回事兒了?！?p> 朱翊鈞見狀，也只好跟著安慰，
“朕知道其中利害，老娘娘一片苦心，朕都一一記下了?！?p> 兩兄弟你一言我一語地一通好勸，李太后聽了半響，這才慢慢平復了下來。
“其實罷，濠鏡的洋人搞選舉那事兒，也不能都怪到海貿(mào)頭上?！?p> 朱翊镠打著圓場道，
“臣聽廣東那邊的人說，萬歷十年，濠鏡的洋人剛開始搞那個自治的議事廳的時候，原來廣東布政司是不承認的?！?p> “后來是當時的兩廣總督陳瑞收了兩個洋人的賄，里應外合之下，才讓佛郎機人的自治得逞了?！?p> 朱翊镠看了朱翊鈞一眼，又小心翼翼地補充了一句，
“皇上當時應該不知道這事兒?！?p> 萬歷十年的兩廣總督陳瑞是深受張居正器重的“張黨”成員之一。
朱翊镠這么說，全然是為了替皇帝推卸責任，葡萄牙人在澳門成立自治組織的時候，張居正在朝中正好處于權(quán)力頂峰。
而萬歷十一年，陳瑞被彈劾致仕時，御史給出的罪名又恰好是陳瑞在任上搜括金銀、行賄張居正。
因此朱翊镠的邏輯，就是張黨罪大惡極，為了個人利益出賣澳門給葡萄牙人，而皇帝是絕對全然無辜不知情的。
朱翊鈞笑了笑，卻未說張居正如何，只是道，
“洋人那么厲害呢?！?p> 朱翊镠見皇帝并未不快，連忙附和道，
“可不是，臣聽聞當時向陳瑞行賄的，一個是濠鏡的司法官，一個是耶穌會的洋和尚，兩人還都取了個中文名……”
朱翊鈞心下一動，打斷朱翊镠的話頭追問道，
“甚么‘會’的洋和尚？”
朱翊镠一怔，下意識地回道，
“……耶穌會啊?！?p> 朱翊镠見皇帝直直地盯著自己，忙又補充道，
“哦！廣東那兒管那些洋和尚叫‘傳教士’，他們說是來傳教，其實和濠鏡的洋人都是一伙兒的！”
朱翊鈞的眼睛倏然一亮，
“給朕講一講那耶穌會罷?！?